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技术革命
只有当这批技术突破中的每一个都远远超出它所起源的产业或部门的界限，扩散到广泛的领域内，才属于本书意义上的“技术革命”。
在尝试解释1973年所谓欧佩克危机的原因和后果过程中，她逐步确信全球经济已经开始了一种长期转变，从基于廉价石油的大规模生产经济走向基于廉价微电子产品的“信息经济”。微处理器的到来——芯片上的计算机——像一次大爆炸一样宣布了这种可能。
她在198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此文的标题——“结构性变迁与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吸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它的内容。有三项理由可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
首先，此文指出重大的技术变迁不仅意味着一批新产业非同寻常地迅速成长，还意味着在长期内许多“旧”产业的新生，这些旧产业在新产业的影响下，找到了利用新技术并在组织和管理上进行变革的方法。佩雷斯将关于生产体系（包括其组织、技术及其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结合，称作“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变迁。伴随着每次重大技术革命的范式变迁，这一概念已为人们广泛接受。
佩雷斯在这篇文章中做出的第二项贡献在于，她指出了一种影响整个经济的“元范式”（meta-paradigm）变迁，这种变迁包含着对新投入品非常广泛的利用。在每次技术革命中，无论是早年利用铁、煤、钢或是今天利用石油和芯片，这些投入品的生产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由于经济的和纯技术的原因，随之大幅下降的价格常常得到非常有吸引力。
最后，佩雷斯指出了为历史学家所知的“技术决定论”的某些谬误，她坚持认为，任何技术转型只能在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和管理变革的互动与合作中发生。这意味着范式变迁不仅在企业层面影响了管理和组织，同时也作用于整个社会和政治调节系统，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这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更为明显，因为对新技术的强大需求推动着变迁；在知识产权体制（商标、专利等）、公司法框架、安全规则甚至国际贸易与竞争方面也同样显著。所有这一切都可见证于“信息社会”的制度建设。佩雷斯指出了要害所在，即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愿望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和观念。
为实现再次耦合并充分展开新的潜力，需要重建良好的、配套的制度并为之创造条件，但这一过程复杂、费时，而且会令社会遭受痛苦。
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起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继而加剧了可能引发冲突的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互不协调。当上述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时，金融资本又成为展开期的推动力；而当一场技术革命行将结束，它又有助于催生下一场革命。
20世纪动荡的结尾
1971年11月里平常的一天，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的一件小事将改变世界。这天鲍伯·诺伊斯(Bob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开发出了英特尔公司第一台微处理器，这是芯片上的计算机的最早版本。这是一个新宇宙的大爆炸，是无处不在的计算和数字通讯技术的大爆炸。芯片功能强大而又价格低廉，它们开创了无数的技术和商业机会。
新企业家投资于新的产业，而年轻的金融寡头们则像制造龙卷风一般把天下的巨额财富都吸纳过来，再将其重新配置在更加冒险而无畏的人手中：一些财富用于房地产投机或任何当时应当攫取的机会，一些用于购买现存资产，一些用于新的投资。一部分资金流向了新产业，另一些扩大了新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更新改造了所有的既存产业。但是大部分资金卷入了钱生钱的狂热运动之中，致使资产价格膨胀，在一个逐步变大的泡沫中赌博的气氛肆意渲染。
最终泡沫将会破裂，但此时彻底的转型已经发生了。新产业已经成长起来，新的基础设施已经到位；新的百万富翁已经现身；利用新技术来做事的新方法已经成为“常识”。
还漏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新的调节框架和适当的制度已经系统地连接，能够以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可持续的方式驾驭并促进新经济的运转。
大规模生产的革命是20世纪多数制度的标志，它为四种主要增长方式中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和大众消费模式奠定了基础。建立这些增长方式是要利用那些技术。这四种增长方式是：凯恩斯主义的民主社会、纳粹-法西斯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和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主义，每一种都包含着非常广泛的特殊性。
每一组革命性的技术都会爆发在一个特别的国家，有时甚至在一个特别的地区。兰开夏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关键产业的摇篮与象征，正如硅谷之于微电子工业革命。事实上，每次技术革命起先都源自某一核心国家，当时该国正是世界的经济领袖。英国领导了前两次技术革命，美国领导了第四次和现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一个复杂的三角核心区。
在成为创新集群并被认识到之前，每次技术革命都经历了一段可能很久的酝酿期，因此很多为技术革命做出贡献的创新很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使我们难以为历次技术革命找到某个恰当的开始日期，合理的选择在于指向一段宽泛的时期。然而，在我看来，对于朝着一组新技术急剧转向的社会而言，需要出现一种显而易见的“诱发因素”，它象征着一种全新的潜力，能够点燃一群先锋人物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想象力。这一诱发因素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突破，使其如此强有力的原因还在于低廉的价格，换言之，诱发因素清楚地显示出，基于相关创新的企业将在成本上富有竞争力。
当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强大、互动、连贯的商业盈利金光大道，并作用于整个经济之时，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才变得真正无所不在。
技术革命的吸收过程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断裂和再度耦合
每次技术革命的头二三十年的扩散，加剧了经济体系与社会和调节体系之间不相匹配的状况。已经建立的社会和调节体系只适应前一范式的要求，不能顺应新的条件。另外，在技术-经济领域发生的变迁意味着由于失去工作和技能，以及经济活动的地理转移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先前的框架不大可能已经作好消化或抵消这些成本的准备。这样，当不相匹配的状况变得严重，离心的紧张关系和断裂的过程撕裂了经济结构时，就引发了政府治理的问题和对现行制度框架其合法性的质疑。
持续的社会诉求或暴力冲突可能会以不同的老式出现，如欧洲1848年革命或更晚些的各种各样的造反活动、政变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剧烈的社会紧张局势。在1999年11月西雅图会议外出现了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自由市场政策的示威，这或许很好地说明了开放的国际政治压力开始增长，它们要求改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从导入期到展开期的转折点是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它通常是一次严重的衰退，牵扯到对整个系统特别是调节框架的重组，这一重组将使增长重新启动，并实现技术革命的全部成就。
导入期和展开期：经济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破裂和再度耦合
为了适应每次技术革命，需要实现不同层面的多项变革。首先，新技术需要建立一整套提供有关服务的网络，比如特定的基础设施和特定的供应商、物流渠道、维修能力，以及提供范围外部性的其他条件，以促进技术扩散。如果没有道路、加油站和机修工，人们就不能使用汽车，而只有当足够的汽车跑在路上，运营一个加油站或修车厂才会变得有利可图。所以，技术扩散是通过复杂的反馈环路进行的。
接着，文化也开始适应技术的逻辑。工程师、经理人、销售人员、服务人员，当然还有消费者，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大量学习关于新产品生产和使用的知识。这不仅意味着学习驾车、使用收音机或洗衣机，还意味着理解创新的方向，由此新奇的事物才可以被采用和接受。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从桌上电脑到膝上电脑再到掌上电脑，每次更新换代被理解为“正常”的变化顺序。所谓适应还包括具备各种组织的观念，这些观念体现在相应的范式中。这些适应从变革企业开始，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活动中。
最后则是范围更为广泛的一批制度条件化的训练和教育、标准、监管机构、金融，包括规则和创新等。交通规则、专业准则、汽车的月付消费信贷和电器设备对第四次浪潮中各个市场的增长起着同样必要的作用。
技术革命最初的扩散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逐渐增长的两极分化
二是经济内部的断裂
三是新经济同旧的社会框架之间的断裂。所以，导入期是两种范式紧张的、共存的时期，一种在衰落，而另一种在市场和人们的思维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这些分化的进程注定要动摇、挑战和改变制度环境。动荡的结构转型期在历史上会持续二三十年时间，它始于技术革命的大爆炸，通常随着崩溃或恐慌戛然而止。
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通过极大地提高利润预期而吸引了金融资本，它最终将导致资产膨胀和金融泡沫破裂。这种金融狂热在技术革命的传播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对于基础设施尤其如此，它提高了——甚至夸大了——新产品、新产业和同类型技术的优越性。对成功的炫耀将新范式的逻辑推向前沿，使之成为当代生命活力的理想。它也有助于制度变迁，至少涉及“创造性毁灭”中的后一半——“毁灭”。
导入期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是混乱的。所有构造不变货币序列的统计工作，不论它们多么复杂，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数量作为通常尝试获得不变性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令人困惑的测度。
你如何将一台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与一台70年代、80年代或现在的计算机作比较？你如何测量通讯量？在19世纪，为铁路交通支付的货币与为马车交通支付的货币可以比较吗？通往印度的电报或电话与邮轮运送的邮件可以比较吗？当成本在急剧下降，质量在改进和变化时，可比性完全不可能存在，总量也毫不相干。就事物的“适当”价格(当然包括股价)而言，范式转型期的人们经历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只是在展开期，生产率水平在经济中变得可以比较之后，单一货币的经济才会重返，相对成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重新稳定，不变货币指数才可以令人放心地被构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当范式在核心国家成熟后，投资机会渐渐向远方转移，为走出饱和的市场而寻找比较优势、不同的条件和可能性。看起来每次范式都像连漪一样扩散，在产业结构中从部门到部门，在地理上则发生在各国内部并扩及世界。
就技术革命对部门的影响而言，每次技术革命都从一组核心产业开始，通常包括某种能源或某种通用的投入品、新的基础设施和一些重要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技术革命从这些核心产业扩散到联系最紧密的那些产业，形成具有强烈互动的集群，这些集群具备很高的协同性和强烈的反馈效应。
==金融资本在本质上是无根基的；生产资本则扎根于所能胜任的领域，甚至扎根于一定的地域。金融资本会逃离危险；而生产资本则不得不面对每一场风暴，或者迅速抓住机会，或者低头躲闪，或者继续进行创新，或者寻找别的出路。==然而，尽管进步和创新的概念是与生产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也理应如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重大变革来临之际，负有责任的生产资本就会变得保守，而正是金融资本(无论来自家庭、银行还是“天使”)的作用使得新的企业家崛起。
在爆发阶段的恋爱
具有革命性的新兴企业家们很快超越了所有现有部门的利润创造潜力，金融资本向他们蜂拥而来，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开发出适当的新金融工具。金融资本的当事人（经纪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迅速采用了任何能够促进和扩大其营业范围的创新，尤其是在那些与通讯和运输有关的项目上。
存在着寻找盈利机会的“闲置货币”。由于旧范式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几乎穷尽，金融资本流向了掌握技术的新型企业家手中。
金融资本趋于从原有的部门脱身。这种不断加深的技术-经济分裂，就是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滞胀”背后的过程。然而，金融资本不久便发现，无论这些新部门增长率有多高，它们仅占经济体的一小部分。可是，获得高收益的习惯却形成了，并成为正常的预期水平。为了使所有投资都能像成功的新部门那样达到同样高的收益，金融资本变得极富“创新性”。从房地产到绘画，从向距离遥远的国度放贷到金字塔计划，从敌意收购到衍生金融工具等等，其想象无边无际。
狂热阶段的破裂
在一个资本收益、房地产泡沫和资金海外冒险的世界中，任何事物真实价值的概念都被抛弃了。资产膨胀不可控制，而债务以不计后果的速度积累，其中有许多的债务进入了这一赌场。于是，纸面财富与真实财富之间、真实利润或红利与资本收益之间的比例越来越失调。但是这种幻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些紧张关系注定要在崩溃中完结。这种崩溃可能是一个又一个市场的系列局部危机，可能是一次巨大的裂变，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无论如何发生，泡沫总是要破裂的。
崩溃和衰退：转折点
制度重组的基本任务包括为扩张的市场创造条件并使生产资本受到控制。衰退的时间将取决于建立和引导制度变革的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这些变革将重塑信心，并着重创造真实的财富。
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金融创新
随着每次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金融创新的本质和目的也在改变，所展开的具体技术-经济范式的本质深刻地塑造了它们的形态。这不仅涉及金融工具和服务对生产领域具体变化的适应，也包括这一范式作为基本技术，新的组织法则和操作法则在金融领域得到的应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地方银行能够办理储蓄和贷款业务，甚至某些国际贸易业务，但是它们无力聚集第二次浪潮中铁路建设所要求的巨额资本，第三次浪潮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活动需要吸引和操作资金的新方法，需要依靠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实现。“美好时代”的巨大金融帝国能够轻易地为世界各地的主要工程项目融资，并支持牵涉到数千工人和大规模交易的大工业构想，比如在美国的美国钢铁、通用电气，或在德国的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AEG)。那些金融巨人可能会发现，它们甚至难以设想提供无数小型消费信贷的任务，而这正是在第四次浪潮中扩张市场所必需的。
为了适应先前的技术革命的各项条件，一个社会已经建立了无数常规、习惯、规范和准则，它会发现自己难以吸收新的技术革命。因此，一次制度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将会发生，在打破旧框架的同时逐渐引入新的。尽管如此，那些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在浪潮过半之后，才在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压力的诱致下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