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ease 2.0 Esther Dyson

埃瑟·戴森何许人也?她是“网络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女人”,“数字化时代的女先知”,“Internet大师”,“电脑化空间的花衣魔笛手”。最后一种称呼源自中世纪普鲁士传说,一位魔笛手应召解除了哈默尔恩一地的鼠疫,但因人们未向其支付酬金,他把当地的孩子全部拐走。由此可见戴森的魔力之大。

约翰·布罗克曼在《未来英雄》一书中称戴森为“模式识别高手”。一个例证是,她主办的“PC论坛”已有多年不谈论PC,这预示着计算机业将要超越PC阶段。约翰·佩里·巴洛对戴森评价说:“埃瑟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她宁愿我把她说成是我的朋友中最聪明的五个人之一,也可以啦!但我坚持使用最聪明的女人的说法,因为她身上奇妙地结合了聪慧与女性气质,而这在计算机业是非常罕见的。


她的见解较少男性化色彩,因而显得格外有力。”这是不是对于成功女人的老生常谈?戴森在计算机业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只要看看她的一长串头衔就知道了:她是EDventure Holdings——一家面向全球新兴信息技术市场的风险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出版发行的电脑专业通讯《1.0版》是电脑业中最有远见的专业刊物;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PC论坛是世界领袖的必践之地,为电脑业的发展调整航向。戴森还是电子前线基金会的董事长,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全球电子商业框架”的制定。此外,她还身兼著名咨询机构“全球商业风格”、圣菲学院、东西方研究所、欧亚基金会、波因特媒介研究所、学习研究所、硅谷软件论坛和俄罗斯网络技术中心的董事。她是俄罗斯软件营销协会的创始会员(戴森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电脑化空间法学院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员。



电脑业 15 年的砺炼使戴森成为世界瞩目的演讲人和咨询专家。她多次在 Comdex、Upside 会议、“电脑、自由与隐私权年会”及软件出版商大会上发表演讲,并且是 CNN 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常客。她还应邀在许多跨国公司的会议上发言,为多国政府以及施乐、惠普、硅谷图形等大公司提供咨询。《名利场》杂志将戴森评为“新既有体制”中最有影响的 50 人之一。在信息技术商业月刊 Upside 杂志评出的“数字化精英 100 人”中,戴森名列第 12 位。“她的地位并非来自直接控制公司或巨额资本,而完全建立在用自己的主张影响他人的能力基础上。”Upside 杂志称。


这也许道出了戴森成功的部分秘诀。在“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戴森靠聪明才智与过人的思想在当代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信息业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不论他人怎样评价,戴森对自己的形容是“信息业的宫廷小丑”,在像君王一样耳听八方的同时,怀有一副为普通百姓鼓与呼的热心肠。自然,没有一身奇妙的本领,宫庭小丑并不那么好当。戴森是一个不多见的奇人。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她至今不会开车;号称网络大师,她的家中却没有电话。她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旅途中、飞机上或宾馆里度过的,随身携带的大帆布箱就是她的整个世界。自从大学时代,她就养成了每天凌晨游一小时泳的习惯,30余年从不间断。


布罗克曼描述说:“80年代的时候,我和埃瑟共同出席过一些会议,每次她都是天不亮就爬起来,在游泳池里乐而忘返。游来,游去,一圈,又一圈。有时赶上我早起,我会坐在一旁看着她遨游在碧波之中,暗自思忖:她在想什么?她企图游离什么地方,又打算游向哪里?” 不妨先看看戴森游历的路程。 1951年,戴森出生在瑞士,其父弗里曼·戴森是一位数学奇才,同时又是一位文笔优雅的作家。她的母亲薇瑞娜从爱因斯坦就读的同一所瑞士学院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正是在这一年,冯·纽曼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首次提出可编程计算机的设想。戴森似乎命中注定与计算机有某种联系,因为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 戴森的玩具中有一些计算机部件,来自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ENIAC。当时这台废弃了的庞然大物被安置在她家对面的一个谷仓中,仿佛一台脱粒机,孩子们可以爬上爬下。


这就是戴森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经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群英聚集,诺贝尔奖得主是戴森家中的常客,其中包括氢弹的设计者爱德华·泰勒。由此,戴森天生就习惯于同成功人士打交道。 童年的戴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国籍:因为她父亲是英国人,瑞士不承认她的身分;因为她母亲是瑞士人,英国也不接纳她。每次父母带她出门时,都得为她办理特别签证。也许戴森的“世界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遗传和环境可能都对戴森的成长发挥了作用。



她16岁就上了哈佛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她对上课并不热心,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办校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戴森是真正的嬉皮士,她为自己所设计的生活与60年代流行的信条出奇地一致:“只管享受人生,金钱自会到来。”



但为了找到人生至乐,戴森1972年毕业后干过好几桩工作。她先在《福布斯》做了3年记者。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她在日本自费旅游的时候,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对美国电脑业的威胁,并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预测说,这种威胁将来自硬件而不是软件方面。

大约10年以后,大多数美国人才得出同样的结论。此事预示着戴森日后将作为电脑业的预言家而大放异彩。 由于自认难以精通名记者的“卑鄙”技巧,戴森离开了《福布斯》,转而去华尔街做了一名证券分析家。1982年,她加入本·罗森的风险投资公司,主编一家高技术专业通讯。本·罗森的风险投资基金堪称“硅谷风险投资基金之母”,经其扶植成长的企业有大名鼎鼎的莲花和康柏公司。



1983年,戴森从罗森手中购买了上述专业通讯的出版权和PC论坛的主办权,将通讯重新命名为《1.0版》。论刊始终致力于帮助读者了解电脑业的潜在发展趋势,曾成功地预测了客户/服务器技术(1986年)、面向对象编程(1987年)、群件(1986年)的大行于世和Internet的商业应用(1991年)。

PC论坛则成为任何已在或想在计算机业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士的年会。 到80年代末,戴森又把目光投向东欧和中欧市场。她在《俄罗斯计算机市场名人录》中名列第25位,对于一位住在纽约的美国公民,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她使俄国商人领悟到,生意并不仅仅关乎金钱,还常常依赖于处理各种关系。戴森似乎清楚市场背后的所有关系。正因如此,她赢得了“媒人”的美称。

经她介绍牵线而走到一起(不论是为了分享主张还是为实现主张、注入资金)的人数不胜数。


戴森无疑洞察到了网络社会的根本特征:互联性。

她认识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也都乐于和她交谈——因为她是戴森。在一个以前卫科技为生命的产业中,戴森是一位吸收新思想,并将其传达给那些能把思想转化为财富的人的大师。她的信息处理能力令人咋舌:她阅读每封发给她的电子邮件,而每天的邮件数量有50~100封之多;她能一次记住500个电话号码;每次坐飞机时,她都会在一等舱中留下小山一样的废弃出版物。 也许对戴森的最好描述是“硅谷经纪人”。

如果时光倒流一个世纪,她应该是都市中最有影响的沙龙女主人。她会记住半年前在波兰遇到的一个人的名字,想起应该把他介绍给密执安州的一位企业家。简言之,戴森所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既不为时间也不为空间所限制的沙龙。大多数参加沙龙的人从不谋面,但他们全都认识戴森。 不过这还不是戴森的全部。她感兴趣的东西会影响整个产业;她似乎拥有某种远程警报系统,计算机业最强有力的一些人在设计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和试图改变世界时,都得倾听她的警报。对他们来说,戴森是一个一人思想库。她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总是在关键时刻神奇地出现。她自已曾说过:“不知怎的,就像我在70年代末魔术般地转向个人计算机一样,我在90年代初魔术般地转向Internet。”


那么,对Internet,戴森到底怎么看?“目前Internet还仅仅是人们接发信息的一个平台,但将来它会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也许正是这一大胆断言,驱使戴森在1997年秋推出了她的第一部著作,也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2.0版新设计》,是戴森主编的电脑专业通讯《1.0版》的一种延伸,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隐喻,意味着思想同任何事物一样,永远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戴森的核心目的是要为数字化时代提供生活设计,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越来越多地生活在数字化世界中;她说自己已度过了对这一世界充满天真幻想的阶段,开始利用学到的经验,思考怎样重新对它加以设计。(当然,这也是一个重新设计现存社会的机会。) 凭借她对信息产业的丰富知识,戴森描述了电脑化空间正在怎样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在数字化时代,公民们应该怎样主动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戴森为读者勾勒出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她在书中写道:“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掌握自身命运、在地方社区和全球社会中重新定义公民身分的机会。它也把自我治理、自主思考、教育后代、诚实经商以及同其他公民一起设计我们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规则的责任交给了我们。”的确,在我们看来,戴森道出了新的数字化时代的真谛:它在赋予个人强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求个人为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在书中,戴森不仅描绘了Internet对商业、管理、教育、社区和个人的影响,还揭示了数字化通信的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个人隐私权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作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等等。她明确无误地指出,数字化社会将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平衡的深刻转移。挑战与机会并存,公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冲突。 戴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网络将会给人类现存机构带来深刻变化,而对人性则没有什么影响。有人也许会对此提出质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网上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发生在人身上。



网络不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尘不染的数字化乐园,但如果我们行动无误的话,网络会使人性和人类的多样化得到张扬。

马戏团是其中的一个比喻,而且还有其他的比喻

倘若读者能从戴森的书得出任何结论,那也许就是:网络的崛起使我们既有机会、也有权力塑造我们希望赖以生活的新的准则。 戴森在完成本书后说:“我并不企盼它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是期待它能引发人们的独立思考。”掌握自己的命运,制定自己的准则,设计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戴森给予人们的忠告。



网络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危害人间(像多数工具一样),它将权力下放给无权者的方式具有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它破坏了中央权威,无论其好坏,却帮助多种多样的势力共同行动,无论它们是好是坏。换句话说,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


在微软(Microsoft)取代IBM成为信息业的标准制定者之后,谁会取微软而代之?答案是谁也不会:一个产业围绕一个中心领袖而成长发展的模型,将会让位于崭新的分权市场模型。


最好的思想随机应变、繁荣茂盛;愚蠢的思想成为过眼烟云。

达尔文是公认的进化论创立者,毋需多言;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是位19世纪的法国科学家,一生竭力想证明,特定行为的后果具有遗传性——例如,那些更爱伸脖子的长颈鹿可能会生下脖子较长的后代。他的尝试没有获得多大成功。但基于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基因(以及市场)的事实,拉马克的一些想法开始重新显现意义。




创造性——无论是艺术上的还是智力上的——是一种基本的才能。

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公司将不再依靠专有技术而是依靠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构想来保持领先地位。员工的价值将根据他们能够生产出什么而不是他们已经生产出什么来衡量。

那些能够设想创新、帮助公司获得或保持领先地位的员工将获得最大的认可。因此,设计将成为生意的生意——设计新产品、新过程甚至新的商业模型(参见第六章)。除非一家公司具有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社区环境,通过新设计顽强地进行自我更新,否则的话,它将很难获得持久性的竞争优势。



员工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首要地陷入日常事务中。

可以把日常事务自动化,或至少包给专业公司去做;同时,那些专业公司需要高效地完成熟悉的任务,但它们的核心价值在于——你已经猜到了!——发明出从事旧有工作的新方法。

那些只能很好地完成交代下来的任务的员工能保住饭碗,但他们不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脱颖而出。即使这样,从事支持工作的员工的价值将根据他们顺应变化的程度来衡量,在应变的同时还得保持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

这些员工将负责实施梦想家和冒险家的大胆构想。虽然市场变得更加有效,明星员工的流动更加自由轻松,但公司和工作同伴将会视忠诚和舒适为这一无摩擦世界的一剂解毒药。


实时反应

第二种重要品质是个性发挥,应该找出更恰当的词汇来对此加以摘述。

能快速进行思考的人将占据优势。你能很快做出反应吗(而不是应变迟钝)?在网络时代,允许你思考的时间很短,而更多地要求你做出快速反应——及时回复电子邮件,在电子印刷物或电视会议中实时交换意见。实时发挥将比仔细生产更重要。编辑和作家仍然不可缺少,但那些能够实时写作和思考、参与和管理实时网上论坛的人将更具价值。

当然,这样的能力是在网络“游戏”磨石上一点点打磨出来的,正如在上一个世纪中,玩具士兵、玩具车、洋娃娃和彩色胶泥帮助孩子们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一样。人们在闲暇时所做的事情也可以用来赚钱(职业网球选手就是一个例子)。

随着Internet的“区域环线”宽带化,对能够上镜交流(像在网上或电话中一样)的人才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简而言之,这些人将提供远程客户服务。以前商店中的营业员现在将上网工作,但顾客期待的并不仅仅是一次挥手并大喊一声“就在那里!”有些顾客宁愿与人打交道,受过高度训练的服务人员将专门为他们解释说明和提供建议。

不错,很多东西越来越容易使用,但人们仍然需要人工的客户服务,而不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听到一个人告诉你“这件毛衣配这条裙子简直棒极了”,要比听到一台机器说同样的话有说服力得多。有谁想要听从计算机给出的育儿建议呢?

说服仍然是一门人类艺术而不是一种计算机技术。

预示了电视购物、直播


自我推销

如果把公司当成一件物品的话,过去的公司仿佛一台黑匣子。它制造产品,只在很小的层面上与外界接触:浮出表面的只有公共关系和投资者关系人员,间或包括几个直言不讳的高级经理。消费品公司常打广告,但广告中很少出现任何公司内部的人员。但大多数员工都被埋藏在公司内部,他们设计和创造产品,或是撰写广告和文件,只有产品和广告代表他们发言。

在以服务业和信息业为主的网络世界中,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公司的表面面积随着其体积的增加而扩大;公司几乎只有外膜而里面缺乏很多的内容。如果你还能想起高中的物理课,上面有一条定理说:一个物体越小,其表面面积与体积之比就越大。(换句话说,可以进行内部交流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员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与外界打交道上。)公开的信息是公司暴露于外的表面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甚至连那些特定的、满足客户具体需求的信息都不够。公司需要具备真正的网上个性——这意味着个人的存在。

相应地,那些擅长自我推销的人将获得额外的价值。竞争性优势不是出于新设计,就是来自人们的注意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功将属于那些能够使他们的新设计或他们自身为人所注目的专业人员。

人是公司的脸面,公司依靠人来面对世界。



情商

有一次,我问一位为AT&T工作的意大利经理,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他的职责是什么,这位意大利人的回答让我久久难忘:“我消化所有的不确定因素。”日常性工作不再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部分,那些能在混乱中建立稳定局面的人将发挥关键作用。 这位名叫维多利奥·卡索尼的意大利经理致力于消灭其部下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以便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更重要的是在波动的大海中提供一块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向员工们指手画脚。


像管理技巧、领导能力、判断力、合作性、冒险性、平衡感这样一些个人品质,现在被称为情商。由于变化成为经常性的,领导人必须灵活而富远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公司的吸引力何在?

当产品和机器价格低廉、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时候,身具上述那些才能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靠什么把他们吸引到公司中?工作伙伴的好坏将成为决定员工去留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就业市场的流动性,员工调换工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但即便如此,没有几个人愿意每天早上爬起来现去调查网络上有什么工作机会。人们渴望稳定,渴望朋友,渴望亲近,渴望成为社区的一员。

能够留住雇员和客户的东西是上述所说的情商——在公司中存在一群有情商的人,员工和客户喜欢为之效力,愿意与之一块工作。除了最孤僻的人以外,所有员工都希望同自己喜爱的人合作,尊重彼此做出的贡献。他们愿同能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价值的人成为伙伴,也拥戴能把性格迥异的人围拢到一起快乐而有效地工作的技巧高超的经理人员。



事实上,一家公司就是一个社区。

公司的最佳策略是,吸引员工,让他们积极投身于公司社区中——不仅仅靠支付他们工资,还依赖于酝酿出一种让员工成长的环境。重大的价值都是由高效合作的团队创造的,无论是修理工交流分享修理庞大机器的经验,还是富于天才的技术人员开发出新的激动人心的多媒体应用,莫不如此。



多媒体时代的挑战

我们对多媒体奇观的痴迷存在一个缺陷:我们丧失了词句的力量,而词句既易于创造(仅需要一位作者的时间)又易于传播。挑战在于,词句要求接受者和创造者双方都投入更多的努力和关注。


网络中的熵

自有在网上冲浪、随心所欲地漫游是其价值。网络中充满了熵——能量从一个系统中耗散出现的无序状态的度量。不错,当个人发挥他们的能量,为他人选择和过滤信息时(这种活动要借助于搜索和过滤工具,参见第七章),网络形成了自组织。但是,所选择的内容很少具有内在的结构;由链接所造就的结构通常是一种相互参照的蛛网而不是清晰的分析框架。

**网络出色地表明了事物是彼此联系的,但却没有说明它们是怎样联系的。例如,这件事情是证实了另外一件事情,还是驳斥了它?


相同的自由 相同的智慧

和电视一样,网络无法解决家庭问题。电视唯一的好处是,至少相对而言它是无害的,可以把孩子拴在家里。相比之下,网络有更多的好处,因为它鼓励参与;但它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坏处,因为你可能在网上遇到真正的麻烦,这种麻烦和你不回家而在外游荡可能遇到的麻烦一样可怕。

**你仍然需要他人的引导,不能随便在网上自己结交朋友。网络予人以自由,人们可以随意漫游,有机会克服容貌、残疾、地理、收入等各种限制和障碍,但同样的自由对于孩子而言却存在危险的一面(对成年人亦是如此,只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人们强烈要求规范网上内容的原因。电脑化空间赋予孩子与成年人一样的力量,但却没有给他们以相同的智慧。与以前相比,孩子可以更加便宜、更加轻松地离家游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前往闹市区、夜总会、红灯区、异国他乡或是朋友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他们可以随意前往网上那些见不得人的去处。并且,在电脑化空间里,没有人知道你还不到15岁——就连其他13岁的同龄人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