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8)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基因突变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9)，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日拱一卒，恒心真的是太强了。

“这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十六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没想到，曾国藩是这样悟到？英雄之旅的超自然援助是自我悟道？没有一本书、一位老师？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八岁起，我父亲就亲自教我。他从早到晚，教导不停，我记不住，他就反反复复教，听不懂，他就一遍一遍讲。走在路上，他也在讲；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他也在讲。一定要我学会了才罢休。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

我并不认同考了7次就基础打的牢，如果没有突破性知识的一个领悟，原有的数据集的脑子也不可能练出什么智能吧。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立志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立志成人生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1839）初记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误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30)，这个借口显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偷懒。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府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五个字：“住上选叔家。”敷衍了事。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我发现“唐鉴和倭仁”给了曾国藩很多建议，我甚至认为没有这样的好友，不可能有他。

“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这个习惯有意思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读到这里的曾国藩传，同为农村人，我也发现自己身上过去这些年的鄙俗之气、缺点。没有志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

曾经豪情壮志，进入官场陷入困境、迷茫、绝望，用今天的话就是摆烂。这种心态的变化，让我想起达克效应曲线（Dunning-Kruger Effect curve）。

还有记载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看到这里，我看到曾国藩面对自己做“圣人”的志向，面向种种困难，拮据，甚至做梦想“ 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真乃绝望之谷，不过后来我也看到曾国藩竟生了7个孩子。

“曾国藩当了十三年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这次却不得不欺骗皇帝。”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35)。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君子不器，创始人真是有下场一线的能力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

“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