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日拱一卒，恒心真的是太强了。
这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十六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没想到，曾国藩是这样悟到？英雄之旅的超自然援助是自我悟道？没有一本书、一位老师？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今天肯定行不通，肯定不崇尚，肯定得到反对，但我又觉得这种愚笨要，真要，反而是我今天读不懂，明天再读，下周，下个月再读，不可能不去读下一句。
八岁起，我父亲就亲自教我。他从早到晚，教导不停，我记不住，他就反反复复教，听不懂，他就一遍一遍讲。走在路上，他也在讲；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他也在讲。一定要我学会了才罢休。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
我并不认同考了7次就基础打的牢，如果没有突破性知识的一个领悟，原有的数据集的脑子也不可能练出什么智能吧。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我认为人出生的环境灌输了十几年是可能有这种的，然后又需要一个时间节点意识到，然后又去改它。
立志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立志成人生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1839）初记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误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显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偷懒。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府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五个字：住上选叔家。敷衍了事。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我发现唐鉴和倭仁给了曾国藩很多建议，我甚至认为没有这样的好友，不可能有他。
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这个习惯有意思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读到这里的曾国藩传，同为农村人，我也发现自己身上过去这些年的鄙俗之气、缺点。没有志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
曾经豪情壮志，进入官场陷入困境、迷茫、绝望，用今天的话就是摆烂。这种心态的变化，让我想起达克效应曲线（Dunning-Kruger Effect curve）。
还有记载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看到这里，我看到曾国藩面对自己做圣人的志向，面向种种困难，拮据，甚至做梦想 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真乃绝望之谷，不过后来我也看到曾国藩竟生了7个孩子。
曾国藩当了十三年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这次却不得不欺骗皇帝。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君子不器，创始人真是有下场一线的能力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
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
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曾国藩招兵组建湘军，太多创新了，从组织层面的创新，反其道而行之。
两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十三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自信。而曾国藩则看到，中年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原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19)。其沉毅之气、经世之识与曾国藩至此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
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故事也很意思，早期毫无瓜葛，背景悬殊，曾经的纨绔子弟胡林翼变成了剿匪干将。胡林翼在曾国藩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两人13年后左膀右臂。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勖。李鼎芳说则：国藩（对罗汝怀的信）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
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风险意识极强
《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也是不是可以说，世界本是熵增，敌人会犯错，投资本是熵增的，市场也会犯错。和《金融资本与技术革命》的几个周期变化是一样的。
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1)。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尤多。
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22)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不是没有原因的，负反馈机制。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此外，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会否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你现在急着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九十九条地道不成，我再挖第一百条。
终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所挖地道有一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美国学者何炳棣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
如何系统看的话，那么这个太平天国是这片土地走向现代化的致暗时刻，能否这时候抄底
但无论谁，太平天国、曾国荃也都一样
曾国荃带的部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另一个是残酷好杀。《清稗类钞·忠荩类》记载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听了，大笑说：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拿下安庆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载，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
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主要靠一个信念：如果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
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
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大批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湜等部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
然而，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三月二十日，他在家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
杀无赦是过去资源战上，无论是谁都是这样做的。
与左宗棠这种自命不凡的天才缺没有约束条件，也不在同一价值观上，且看。
曾国藩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这就有个问题：天才、聪明人，你到底用不用？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你确实不得不用。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商业，你却万万用不得，不在一个同一价值观上。
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
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
清代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我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
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很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
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
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
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
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
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